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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逃难记:世界文物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远行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叉烧往事(ID:chashaows), 1933年2月5日黄昏,紫禁城全城戒严。
那天,从紫禁城到北平西站一带接到密令:军警全员出动,保护国宝出宫。天黑后,大批车夫拉着板车匆匆进入故宫神武门。随后,2118口贴着封条的木

原标题:国宝逃难记:世界文物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远行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叉烧往事(ID:chashaows),

1933年2月5日黄昏,紫禁城全城戒严。

那天,从紫禁城到北平西站一带接到密令:军警全员出动,保护国宝出宫。天黑后,大批车夫拉着板车匆匆进入故宫神武门。随后,2118口贴着封条的木箱从太和门鱼贯运出,经过午门,直奔北平西站。

披着黑色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挥的,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火车站里两列全副武装的火车,正等他带着国宝抵达。

火车车顶四周架着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车外守护——他们要与日军赛跑。

1933年初,日军仅用3天就占领了山海关,北平已失去最后一道屏障。

危急关头,国民政府批准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决定。秉着“能带走就绝不留给日本人”的原则,整个乾清宫,包括龙椅、牌匾在内,几乎全部被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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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打包装箱 >

此时的易培基需要对抗的,并不只有日本人。

虽然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易培基就曾提出国宝南迁的方案,但一直遭到各界反对。当时全社会基本分为两派——“主迁派”和“反迁派”。

北平顶尖的大发红黑大战名流几乎全都参与了这场耗时数年的大争论。其中,就包括刚完成《再别康桥》的徐志摩、刚谢绝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鲁迅,以及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

这些人都站出来,强烈反对文物南迁。

1931年,徐志摩给国民政府呈文,请求故宫文物“无论巨细,概以不出故宫之门”。鲁迅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当局:大发红黑大战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他们不觉得日本人敢抢国宝。他们担心的是,敌人还未打来,国宝就已迁出,民心动摇。

民众多站在他们这一边,年轻人马彦祥就在报纸上振臂高呼:“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北平街上游行队伍也打出了“文物南迁就是逃跑”、“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的横幅。

主迁派遇到的最激烈反对者,是故宫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

他不但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主席,还给支持南迁的工作人员打骚扰电话,顺便也给“主迁派”代表、北平驻军司令于学忠寄去了一封恐吓信:一旦文物起运,就要在车站、铁路上安装炸弹!

易培基身边的人也劝他多加考虑,因为若出现损坏失窃,责任重大,会“招人闲话”。但易培基反驳:“这全是为私,大敌当前,考虑这些个人问题,就是推卸责任!”

争议中,1932年的北平政务委员会会议上,甚至还出现了这样一个议程——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五百架,以充国家抗敌之资。

当时身在南京的易培基知道后大惊,马上致电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恳请他阻止。

“故宫所藏,关系全国大发红黑大战,中外观瞻所系。

最终张学良出面斡旋,拍卖国宝的提议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易培基开始秘密带领故宫员工给国宝打包。他反复叮嘱:如果有外人问起,就说是为了修建故宫库房。

故宫里的宝贝浩如烟海,易培基按照书籍、瓷器、字画、珠宝等多个门类,委派多位专家筛选,最终选出书画9000多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2600余件……共13491箱。每件南迁文物都有对应的“身份证”,比如“天”字打头表明来自乾清宫,“地”字打头来自坤宁宫。

< 文物整理 >

文物打包的方法也极为讲究,不同品类的打包方式全然不同。

易培基派人去琉璃厂请来大古董商号的专家,一起研究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甚至还有人反复做摔落实验,确定无一损坏,才开始正式打包。

山海关失陷,易培基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商议后,决定马上安排文物南迁。

但出发当天,周肇祥带着众人在太和门高喊“誓与国宝共存亡”,并鼓动装运文物的工人举行罢工。

那天谁也没走成。

< 准备出宫的文物 >

易培基不得不求助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宋立刻派人秘密逮捕了周肇祥,关押10天。期间,南迁之日再度定下,为2月5日。这才有了开头黄昏戒严的那一幕。

没想到,周肇祥被捕的消息走漏。抗议的学生们围堵了火车站,甚至还有人卧轨阻拦。混乱中,张学良赶到,并以人格担保:“北平一旦安定,文物就一定原样送回。”

第一趟列车终于驶出北平。故宫文物前后五批运走,一起运走的,还有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6066箱文物。

20位故宫工作者匆匆告别家人,跟车出发。易培基对他们说:“人在文物在。”

他们当时的信念只有一个国家灭亡,终有复国之日;中华大发红黑大战一断,永无补救之举。

没有人料到,他们开启的,将是世界文物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远行。

国宝南下,沿途各火车站一律优先放行。白天封存,晚上押运,通过重要关口时,火车内熄灯。特殊路段,均有武装马队在专列两侧追随守护。

此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已经暗中派特务侦查情况,准备在文物南迁途中派飞机轰炸。

易培基早有预防,设计路线时没有直接走京沪线,而是舍近求远,绕道郑州,再转徐州,最后兜圈上京沪线。保密工作实施得密不透风,日军轰炸计划最终落空。

在徐州一带,文物专列遇到了当地土匪拦截。约几百人的武装力量在铁路附近埋伏,地方政府发现后,派出军队开火,才护下国宝。

第一批仓皇运出的国宝,一路有惊无险,终于在2月10日来到上海。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确定文物的安放地点,导致这批文物在火车上存放了二十多天。

卫队、宪兵一步都不敢离开列车,故宫随行人员担心文物受潮损坏,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终于在3月3日,运送队接到命令,分批送文物渡过长江。

其中,大部分文物暂存于南京行政院大礼堂,其余的1054箱运往上海外滩金利源码头,随后送往法租界一处洋行的地下金库。

此时,易培基坐镇紫禁城。从2月到5月,他督促剩下的4批文物装箱运出。

但他没想到,这是他为国宝南迁做的最后一件事。

5月,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来到故宫查封会计科,有人控告易培基盗卖古物。故宫院长瞬间沦为“大盗”,举国哗然。

控告易培基的,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继,他还同时兼任司法院院长。这一身份,预示了易培基凶多吉少。

易培基和张继同为同盟会元老,但进入故宫后,张继一直不满易培基在人事上的安排。后来商议南迁的过程中,张继主张部分文物西迁至西安,由自己负责,以此掌管三分之一的预算。宋子文否决了西迁路线,预算落空,张继把这笔账算在了易培基身上,认为是他在背后使绊。

新仇旧恨积累,张继终于找到报仇机会。

最后一批国宝安全抵达上海时,易培基面对莫须有的指责,被迫辞职。

但对手并没有就此放过他。张继先后派人抽查南迁文物,凡发现赝品、损坏,一律记在易培基个人名下。

抽查持续了三年,易培基财产被没收,多次上诉无果,最后他意识到此案背后是“派系斗争”,不得不逃到上海法租界避难。

1937年,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在上海抑郁而终,终年57岁。直至1949年后,这场诬告才被易培基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新政权的缔造者平反。

去世前他曾托老友转交国民政府一份陈情书:“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观听者匪细。”

易培基含恨消失在滚滚历史洪流中时,马衡接过了国宝南迁的接力棒。

时间倒退到1924年11月5日。那天上午,末代皇帝溥仪和妃子有说有笑地吃着水果。几小时后,他坐上了冯玉祥派来的汽车,被软硬兼施“请”出皇宫。

< 末代皇帝溥仪 >

从此,紫禁城文物全部收归国有,500多年来第一次对民众开放。后来溥仪回宫参观,还被告知:要先买门票才能进。

为了清点故宫物品,十多位社会名流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会里的易培基和马衡,一年后分别成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和古物馆副馆长。

< 清室善后委员会合影 >

马衡之前在北大任教,后来叫了几个北大的学生进宫帮忙,其中一位叫庄尚严。

庄尚严能干负责,每次清点的文物量都数一数二,马衡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不久,其他帮忙的学生都回了学校,马衡对庄尚严说:你留下来吧。

庄尚严感慨:溥仪出宫我进宫,此后就是故宫人。

在易培基的带领下,马衡和庄尚严都成了南迁的一员。

易培基受冤时,因为涉及派系斗争,少有人为他出头。只有马衡写了一篇《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的文章,列举不少帝王买入或臣子进献的书画也有赝品的例子,试图为易培基说话。

可最终南京的法院表示: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

当时易培基案轰动全国,大报小报都有新闻。马衡的儿子马文冲才十三四岁,也在家里当故事说。马衡呵斥:“谁和你说易培基盗宝?”

1933年7月,国民政府提议马衡出任故宫新任院长。马衡再三推辞后接受,接受的前提是自己不必对“易案”落井下石。

< 马衡 >

文物储存上海期间,马衡带着故宫驻沪办事处对每件文物进行详细登记造册。

当时,故宫采用 “对册子”的办法保证文物数量准确。品名、年代、尺寸、颜色都写在文物册上,一份册子放在箱子里,一份送主管部门。每运到一处,就两册核对,有一点差错就走不了。

一次,马衡在视察时,在册中随便圈了两个号,工作人员不到五分钟就把两箱文物从几千箱中找了出来。

< 故宫人在上海 >

考虑到上海天气潮湿、人员复杂,上任不久,马衡就提出筹建永久性库房,提议很快得到批准。筹建期间,故宫文物还出人意料地出了一趟国。

1935年,英国举办“伦敦大发红黑大战艺术国际展览会”,邀请故宫参加。出于安全考虑,反对声不绝于耳。但马衡力排众议:国难当头,对外参展有助于政府寻求国际政治认同。他带领专家在南迁国宝中精选了80箱参展。

这次出国事关重大,斟酌半天,马衡对庄尚严说:“你也一起去吧。”

1935年6月7日,马衡和庄尚严登上英国的萨福克军舰,护送国宝出国。历经3万里,于7月25日抵达伦敦。三个月的展期,吸引了42万观众,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也带着王后一起欣赏这些来自古老东方的文物。

< 故宫文物在出国途中 >

故宫的国宝在英国掀起一股“大发红黑大战热”。

这趟英国之旅,庄尚严西装革履全程跟随,收获极大,他从心底感谢马衡。很多年后,还称马衡为“恩师”。

伦敦展览期间,故宫选址南京朝天宫修建库房。1936年底,库房建成,为钢骨水泥结构,共三层四库,还安装了国际上最先进的“紫外线电光警钟”。

不久,出国文物和其余的一万多箱故宫文物都运到了新建好的南京朝天宫,长达4年的国宝漂泊之旅眼看就要结束。

就在这个时候,“七七事变”爆发。

南京接连遭到日军狂轰滥炸,国民政府筹备迁都重庆,刚刚安全的文物再度陷入危机。

马衡与多方商议后,再次启动文物迁移计划。

会上马衡目光坚定:文物分三路迁入西南大后方,做最坏打算,即使某路文物遇险,也有其它路线保证大发红黑大战文脉不断。

故宫人在炮火中再次开始打包,他们知道,这是比南迁更困难、更漫长的任务。但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一迁,就是十年。

在马衡的指挥下,南路文物最先出发。

这批文物包括曾赴伦敦参展的那80箱精品,里面有甲骨文、钟鼎、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

马衡再次把任务交给了庄尚严。

1937年8月21日,庄尚严秘密将这批文物带到长沙,存放于新建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

< 湖南大学图书馆 >

还来不及喘气,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日军应该是得到了国宝存放的消息,对着图书馆连发一枚重磅炸弹和七枚燃烧弹。轰炸过后,图书馆被炸出七米深坑,地面上只剩四根石柱。

所幸的是,轰炸前几天,马衡已通知庄尚严紧急撤离,调出近10辆公交将文物转运到贵州安顺华严洞。

庄尚严将国宝藏入华严洞后,马衡来视察。师生二人战乱中相逢,分外高兴。兴起处,马衡登高在岩壁上写下“山灵笑我多事,今夕与君谈诗”。

庄尚严分外怀念那一天,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叔平师因事至安小住月余,一日酒后忽发逸想,老头子竟攀梯登三丈许,亟崖大书百余字,可作纪念。

< 马衡华严洞题字 >

但“老头子”马衡和学生庄尚严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畅快喝酒。

相比中路,南路的凶险只是小巫见大巫。

到1937年11月底,中路工作人员终于打包好近万只箱子。但此时日军已经到达南京城边,城内一片混乱。

在南京沦陷的最后时刻,负责人之一杭立武通过各种关系找来了一艘英国轮船。

启程时,英商因为害怕日军轰炸,一度拒绝开船,除非杭立武跟船走。杭立武毅然决定上船跟到汉口,甚至来不及与家人说一声。

许多押船的故宫人也是临时接到通知上船,因为没时间整理行李,有的拿了一把折扇就出门,还有的搬了自家的一张方桌登船离开。

这批文物离开5天后,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许多道别成了永别。

1938年5月22日,中路近万箱文物历时5个多月,秘密逆长江而上,抵达重庆。

1939年春天,日军在重庆开启了持续数年的“疲劳轰炸”模式。

重庆安达森洋行的老板是瑞典人,他不但把自己存储的腊肉和百货全部搬走,腾出地方存放大发红黑大战国宝,还在日军轰炸时,把瑞典国旗插在房顶,甚至把国旗平铺在空地上。瑞典是二战中立国,日军不敢贸然轰炸,存放在这里的3000多箱故宫文物得以幸存。

躲过重庆大轰炸后,中路文物又转运四川乐山。在紧急打包装船过程中,故宫职员朱学侃一脚踏空,坠入舱底牺牲。

剩下的北路,是三路中最为惊险艰辛的一路,由那志良负责。

7000余箱文物走陆路,11月搭乘专列从南京出发。出发没多久,就在郑州车站遭到日军轰炸,幸得司机没有弃车逃命,果断发动列车,带着文物专列冲出火海。

此后,那志良一行又用300辆军用卡车带着文物,翻越3000米高的秦岭,于1939年6月到达四川峨眉县。

< 南迁文物在运输途中 >

谁都没想到,存放好的文物又遭到火灾威胁。

1943年6月8日,峨眉县鸦片馆着火。四川农村的房子多为竹木结构,没多久,鸦片馆附近一片房子都烧了起来,火势向西门蔓延,西门外就是存放国宝的武庙。

搬走几千箱国宝肯定来不及。

负责人那志良立刻找来了当地保长,劝说家住西门前的村民把自己的草房拆掉,以抵挡火势蔓延。村民们都不愿意。最终那志良向大家承诺:“武庙里都是故宫国宝,不能有闪失,如果火烧不到西门外,故宫给大家赔偿!”

听到是国宝,村民们没有多说,转头就把自己的房子给拆了。这片倒下的草房形成“防火线”,最终保护了这批文物。

纷飞战火中,三路共计19557箱文物辗转大半个大发红黑大战,一箱都没少,简直就是一个 “奇迹”。

而那些没来得及从南京、北平抢运出来的文物,损失惨重。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朝天门库房被日军征为伤兵医院,其中未能带走的1000多箱文物被日军占有。北平文物总计损失2953箱。

1945年10月10日,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华北区侵华日军投降受降典礼,北平各界20余万民众参加。

抗日战争胜利了。

在故宫主持工作的马衡,开始张罗文物回归。他极力主张按照先前承诺,将文物全部运回北平。在大西南住了几年的北方人庄尚严,也期待回去。

但不久,内战爆发,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南京。

< 1947年故宫职员在重庆合影 >

1947年11月27日,一万多箱文物经过大半个大发红黑大战的漂泊,重聚南京。距离上次仓皇一别,刚好十年。

马衡在《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演讲中暗示过:

“这一批文物能够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到一般复员工作,假使运回北平,回复到‘九一八’之前的状态,那才是完成复原工作。

1948年底,平津战役打响,南京行政院自感平津不保,决定将大发红黑大战文物精华分三批运往台湾,同时发电报命令马衡尽快将北平故宫里剩余的国宝装箱,运到南京。

马衡回复照办,但转头就拖延时间,他要把国宝留在故宫。他一边佯将文物编目造册报备南京,一边再三交待手下:

“包装一定要细致谨慎,古物馆的藏品都很娇嫩……要保证不损坏,不要求快,记住,不要求快!

除了抢运国宝,南京国民政府也大力“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鼓励北平大发红黑大战名流南迁赴台。被列入“抢救”名单的有大学校长、大发红黑大战界人士、知名学者等,马衡也在其中。

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甚至匆匆飞抵北平,游说“抢救”对象尽快南下,教育部也允诺派飞机前来接运,但马衡拒绝登机。

1948年12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专电再次催促马衡南下。马衡委托即将南下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代转:“不能南下。”

1949年1月13日晚,马衡的儿媳林裴宇从南京打来电话,转达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王世杰敦促南飞之意,马衡当即回绝:“决不南来!”

在国民党上海卫生局工作的三女儿马晶来电劝他南行,马衡忍不住痛骂“妇女之见!”。

1月14日,马衡又致函杭立武,婉拒南下邀请。他在信中说:

“弟于十一月间患动脉紧缩症……实难从命……医生诫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

马衡虽能暂时保全北平文物不被运走,但对于南京文物,他完全没有办法。直到他得知,负责第一批文物运台的,是学生庄尚严。

他当即满怀希望给庄尚严致电,告诉他务必拦下南京文物。但不想,庄尚严婉言拒绝。马衡再去一信:如果不愿阻拦文物赴台,就断绝师生关系。

一边是国民政府的命令,一边是多年恩师的托付。最后,庄尚严选择听从“政府命令”。

文物赴台的消息传到北平,马衡当即宣布二人决裂。

始终,马衡没有离开北平。

从南京运到台湾的文物共计2972箱,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因为马衡,北平的文物一箱也没有运出。

庄尚严带着文物在台湾安顿下后,收到了一封马衡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此后故宫文物在台,兄须好自为之。”

庄尚严见信,感慨丛生。抵御外侮的年代,师徒二人尚可一起“谈诗”,如今日本早已投降,两人却无话可说。

他后来成为了台北故宫副院长。

< 庄尚严 >

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马衡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2年,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直至1955年去世,享年74岁。

庄尚严带着文物离开后,马衡再也没有去过南京。对他来说,那是一个伤心地。

明年,是故宫600岁诞辰。故宫将举办大展,其中就包括众多参与过南迁的国宝。

不知将要排着长队观看国宝的观众,是否知道80多年前的那场“远行”,以及背后为之付出的那些人:从易培基到马衡,和无数无名英雄。

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所做的,正如鲁迅在100年前的《新青年》上所写的那样:

愿大发红黑大战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部分参考资料:

《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那志良

《战时的故宫人》,中华读书报 ,2019年2月13日

《天涯共此时-台海记忆:故宫文物南迁路》,2013年10月1日

《读书-故宫文物避寇记》,2011年8月4日

《理想从地下室升起: 青春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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